这个特会的主题并不是学术性的，我们针对的是现今这个世代基督教会所面对的当前急务。如果大家还搞不清楚，让我引述近代一位教会历史学者查尔斯·史密斯博士（Dr. Charles Smyth）最近在对《宗教改革、信从国教与不从国教》（Reformation, Conformity and Dissent）的书评中的一段话。他说：“17世纪的清教徒被迫要面对的问题，今天我们不幸也要面对。”他说的一点都不错。因此我们该庆幸今天大家能这样聚在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我们特会的目的，是要指出圣公会和清教徒两者思想的差异并不限于表面上的。这两派之间的歧见，并非只见于一些无关重要的细节上，而是与基本的问题有关。我不止一次提及纽博士所写的《圣公会和清教徒》这本书。其中所说的虽有不足之处，但也指出了圣公会和清教徒之间的分歧并不是零星的表面上的分歧，而是根本的看法各异。
 

现在看看他们在讲道方面的看法是如何不同。以往谈过了每一方的主张，现到了末了，当然要谈到这个问题。以往我们谈到权柄这个问题，谈过彼此对教会的看法、教会的功能、教会的管治、聚会房子的形式及大小、礼仪的采用等各方面的主张，这一切的探讨，可说是为讲这个问题做好准备。在研究过清教徒对敬拜的看法和教会管治的主张，就来到讲道这个重要的题目上。在纽的书里面，只用了两页的篇幅谈到讲道，实在可惜。这本书实在很不错，但他只用了这么少的篇幅谈这个重要的题目，几乎叫人难以相信。我要指出在目前这世代，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题目，这个世代专爱问难，尤其怀疑讲道的价值和目的和它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蔑视讲道的价值，而偏爱各种形式的唱诗，还要加上不同的乐器伴奏；还有人回头去采用戏剧化朗诵圣经的方式，或索性以戏剧方式去表达圣经，也有人退回去以舞蹈和各种不同方式来崇拜。这一切都影响了讲道的地位和价值，把它贬低了。
 

大家知道，甚至在清教徒的主张出现以前，宗教改革已把一切繁文缛节一扫面光了。中世纪那种所谓“神秘剧”和在教会内一切戏剧性的表演，全部都给扫除了。宗教改革把这些都革除了，但现在一些自称为相当属灵的人，却开倒车，恢复采用这一类使福音和真理受蒙蔽的方式，真是可悲！如果用模拟表演或戏剧的方式来表达圣经的话，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叫人领会不到圣经话语里的真理。但讲道的功用是把经文里面的真理带出来，下面我就要指出这一点。我们必须明了讲道的重要性，不但因为上述原因，而且因为有人主张让更多信徒参与在聚会中的话语职事。工业管理所要求的制度也开始在基督教会范围内出现了。
 

我同意教会内个别肢体有不同的恩赐，应该有机会来让这些恩赐显明出来，但我肯定，不是每个信徒都有讲解圣经的恩赐，不是每个信徒都蒙召讲道。讲道的恩赐是特殊的，我们必须纠正观念，不能以某种讨论或交通方式，来完全取代一个或两三个蒙召的人站出来讲道的方式。
 

我们所取法的是清教徒式的讲道。他们认为讲道是以属灵的教导为依归，不是随从人的口味，而是说明一个人属灵的领会和对福音的看法。这一点我可以用历史，甚至从宗教改革前的历史来说明。在宗教改革前，在罗马天主教会内，也有一些圣灵的工作。其中有在德国的陶勒（Jahn Teler），他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讲道大有能力，很受欢迎，众人一窝蜂去听他讲道。在英国有14世纪的威克利夫（ lahn Wycliffe）和罗拉德派（Loollards）。威克利夫也是个满有能力的讲道者，随从他的罗拉德派信徒周游全国传道，甚至在露天空地上讲道。如果你认为威克利是宗教改革的“晨星”，那你也可以领会他得着圣灵苏醒的结果，是使他专心致力于讲道，这往往是改革与复兴时期中的主要特色，到了宗教改革时期，我这个说法就更不用多加说明了。马丁·路德是个伟大杰出的讲道者，加尔文也不例外。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伟人都经常讲道，而且都是很出色的讲道者。你一想起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一定会联想起他出色的讲道，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在听他讲道的时候会全身发抖。她对他的讲道所感受的畏惧，远过于由英格兰来捉捕她下狱的兵丁的恐吓。瑞士的茨温利也是一样。这些属灵的伟人都是卓越的讲道者。在英国还有拉蒂默，他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讲道，吸引了不少听众，他的表现接近清教徒的讲道者，虽然认真说来，他本人不是个清教徒。
 

我的用意是要指出，我们对讲道的看法的根据是在属灵的领受。这些弟兄们和清教徒们，还有所有看重讲道的信徒，都宣称主传讲真理的方式就是讲道。我们的主是一位讲道者，他的先锋施洗约翰也是传道者。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发现同样的情形：在五旬节那天彼得站起来讲道，以后他一直就专心传道。使徒保罗首先是位讲道者，在雅典他向当地人民宣讲真理。这就是清教徒对讲道的基本主张。
 

我接着要指出，对于讲道，圣公会和清教徒各持异见。首先看看圣公会的主张，他们的公祷书，没有规定在早祷和晚祷时要有讲道。这点很重要，充分表明了他们的主张。公祷书的作用在调整规划各样仪文，而里面没有明文规定在早祷和晚祷时要有讲道，那意义就很明显了。第二点，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和主教们都极力反对所谓“先知讲道”，结果在1576年勒令禁止，这正是圣公会的作风。英女王是国教会的最高元首，她的话具有无上的权威，因此有权透过主教们命令制止“先知讲道”。同样，胡克这位圣公会的主张和精神的代表反对清教徒方式的讲道，只准许信徒在家中和在教会聚会时读经文，也可以读事前已按专题写好的劝勉文，可是无论在性格上或理智上，他都反对讲道。到了17世纪，劳德大主教，以后还有一位颇受人欢迎的罗伯特·索思（Bobert  Soth）牧师，经常拿清教徒们的讲道开玩笑，嘲讽他们，换句说，圣公会整个心态就是反对清教徒方式的讲道。
 

现在来看看清教徒的主张，对他们来说，讲道在聚会里是占中心地位，伊丽莎自一世女王时代的格林德尔大主教——一位值得注意的非凡人物——就十分相信讲道的必要，在血腥玛丽女王时代的大逼迫中，他曾走遍欧洲大陆，他说：“在讲道的时候，从警戒、责备、劝勉所表现的热忱，要比念劝勉文更能感动听道的人。”我同意有些人所说的，他不过是有几分清教徒的气质。他本来是彻头彻尾的清教徒，可是后来慢慢放弃清教徒的主张。但是后来在他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后，他呈文向伊丽莎白女王明确表示，他不反对先知讲道。他说：“论到讲道，圣经明说要传讲福音，要差派更多工人去收主的庄稼。

这是传扬救恩的普通途径，听道的人也因而得着教导，明白如何顺服上帝，如何听从官长。读劝勉文虽然也有好处，但比不上讲道，因为讲道的人能按时间、地区及听众的需要，更有功效地传讲真理。劝勉文的用途，只是补救缺少传道人不足之处。依照爱德华六世的法令，如果有讲道的话。就用不着劝勉文。因此企望女王隆下不要反对这么有功用且是上帝所指定的方式。”接着他还指出，女王不应该干预教会的事务，因为她并没有那样的资格。因看这篇陈词率直的呈文，他被降级，不得行使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职权。这篇可敬可佩的文章，特别是因为出自格林德尔的手笔，显得更加重要。
 

清教徒卡特般特——英格兰长老会派的真正创立人——说：“上帝的话，只有在借着安慰和劝诚直接摸到听道的人的心灵和良知的时候才产生活泼的功效。”他还说了下面的话来说明他的意思：“就如火被拨动的时候会发生更多热力，上帝的话语借着讲道被吹动，在听道的人心中激起的火花，比仅仅读出上帝的话更炽烈。”我认为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叫人印象深刻。这句话也凑巧说出了讲道的目的。讲道主要的功用，不在传授知识，而要像卡特赖特所说的，将这些知识加上热、加上生命、加上能力，打入听道的人的心中。站在讲台的传道人，并不仅仅在传授知识给听众，而是要借此激励鼓舞他们，叫他们生命活泼起来享用圣灵的荣光。
 

在17世纪初期首先著书论清教精神的布拉德肖，就曾说过下面的话：“清教徒们认为教会牧者最首要的职责，就是借着讲解上帝的话语，把福音严正地向会众公告，并藉着劝勉和责备，把福音真理应用出来。”到了1640年代，威斯敏斯特大会所编印的礼拜条文录中，就有这样的说明：“讲解上帝的话语，就是传递上帝使人得救的大能，也正是福音侍奉中最重要及最美善的工作。作工的人应以此为荣，因为这样做，能救自己，又能救听道的人。”
 

这样看来，圣公会成员和清教徒对讲道的重要性的看法显然有相当大的距离。

（选自《清教徒的脚踪》，梁素雅、王国显等译，华夏出版社。）

출처 | 圣城网